中国把文化当作产业发展，起步晚，满打满算，也不过10多年。最近政府说，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高瞻远瞩，意义深远。有政府的重视与推动，我相信将来中国文化产业前景一定可观。短期内，若说追上先进之邦有困难，那么长期看，不应是天方夜谭。国人当自强。时不我待，关键就看政府如何出招。

    经济学说，需求引导供给。既然市场对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有等量的需求，可为何文化产业会落后于工业呢？孟晓驷博士有过解释，她认为症结在文化产品的维权成本要高于工业品，由于维权成本高，所以多数企业宁肯投资工业而不投资文化产业。若此说成立，那么进一步的推理是，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降低维权成本。

    我赞成孟博士的观点，让我们先看两个现象：第一个现象，世界上所有国家，文化产业起步通常都晚于工业，为什么？从维权的角度看，是由于工业产权保护立法要比文化产权保护立法早。就我所知，人类第一部工业专利法，1474年诞生在威尼斯；而关于文化产权的法律，最早则是1709年英国颁布的《安娜法令》。相比之下，文化产权保护立法落后了不止200年。

    第二个现象，中国的文化产业为何落后于西方国家？我的答案，是中国的文化产权立法晚于西方。1910年，清政府才颁布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比英国整整迟了200年。比西方国家共同缔结的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泊尔尼公约》也晚了数十年。而新中国的第一部《著作权法》，1990年通过，次年才实施，这样算，比《泊尔尼公约》又晚了百余年。

    当然，立法早晚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而且更重要的，是文化产权维护会有更高的成本。以英国为例，《安娜法令》1709年问世，而之后相当长的时间，文化产业仍悄无声息，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才异军突起。何以如此？想来想去，我认为孟晓驷博士的观点对，是文化产品的特点导致文化产权的维权成本高于工业。可从三方面看：

    首先，工业品的消费具有排他性，而文化产品的消费却不排他。比如一只水杯，我买下来就只能归我享用（支配）；文化产品不同，比如音乐光碟，消费者买得的只是文化载体，不是文化产品，产品是碟里的音乐。一支曲子可无限制复制，你可以听，我也可以听，我听不妨碍你听，所以消费没有排他性。

    其次，由上点决定，由于文化产品消费不排他，而消费者购买的只是文化载体，而非文化产品本身，那么复制载体的成本，必会大大低于文化产品的成本。

    再次，由以上两点决定，维护文化产品的成本会高于工业。仿制一只普通水杯，成本与原生产成本相若；且一只水杯被盗，侵权者也仅一人；而仿冒文化产品，因为成本低，以小搏大，侵权者往往是千家万户。早20年，邓丽君的歌曲盒带，私自翻录者应不计其数吧？由此看，打击文化侵权的成本怎能会不高于工业呢？

    中国文化产业刚起步，政府若有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，我以为头等的大事也是维权，不仅要有法可依，关键在执法要严，对文化侵权行为，要重拳打击；同时，政府还应有适当投入，扶持文化企业用高科技维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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